近代中国苦难不堪，民生凋敝，韩国部分极端民族主义在本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情况下，对史实的态度就从尊重历史变成了亵渎历史，就像部分心术不正的保姆总想偷穿主人的衣服，这些人总是对中国狼子野心，以此通过影视圈作品影响民众，把中国对韩国的影响“为恶去善”，以求“去汉化”。心理学大师阿德勒一语中的：“一个人越在意的地方，就是最令他自卑的地方。任何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举止背后，都有一种亟需隐藏的自卑感存在。”他们的这些伎俩往往表现为故弄玄虚、数典忘祖、无中生有。
故弄玄虚
在年长春亚洲冬运会上，获得银牌的五名韩国短道速滑接力赛女运动员在领奖时，一起举起了“白头山是我国领土”标语。
韩国宣称的白头山，实际上是我国东北地区的长白山，长白山最早见于中国多年前的文字记载中，《山海经》称“不咸山”，北魏称“徒太山”，唐称“太白山”，金始称“长白山”。我们来看历史上关于长白山（其称为白头山）的划界。
中朝边境划分演变图康熙五十一年（），奉康熙帝之命，代表清政府与朝鲜李朝京官李义复等人赴长白山分水岭处议定中朝两国边界。在穆克登定界时，朝鲜了解清朝所谓长白山不同于朝鲜的长白山，为了不至于混淆，朝鲜制定了“差官接待事宜别单”，逐一记录接待清使时的注意事项，其中规定：“彼中所谓长白山，即白头山一名，而非我国所谓长白山也。我国长白山实非长白，乃小白山也。壬申及今番两咨文所谓长白山南，与今番状启所谓白头山南，同是一白头山，令本道知悉举行之意，分付为白齐。”即强调中国所谓长白山是朝鲜所称白头山，不要与朝鲜的长白山（差官别单标为小白山）相混淆。
另外，在穆克登到达朝鲜境内与接伴使朴权及译官金庆门见面时，金庆门向穆克登表示：“长白山巅有大池，西流为鸭绿江，东流为豆满江，大池之南即我国界“即长白山天池以南属于朝鲜。朝鲜的逻辑是既然双方以鸭，图二江为界，而二江发源于长白山天池，那么天池以南理应属于朝鲜。对此，穆克登并没有表示反对，于是朴权向国王报告“国界事无甚可虑”。
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屡屡要求中国将长白山和天池的一部分割予朝鲜。年在平壤由周恩来和金日成签订《中朝边界条约》、年在北京由两国外长陈毅和朴成哲签订《中朝边界议定书》，中、朝双方达成了边界协议。
周总理在金日成的陪同下参观朝鲜工厂历史已经表明，长白山（其称白头山）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绝非朝鲜或韩国的领土。《中朝边界条约》和《中朝边界议定书》的划界已是中方做出的巨大让步。
数典忘祖
林均泽的《韩国史》，声称中国80%的领土曾经是韩国的。韩国07年版新教科书将朝鲜半岛青铜器时代提前年，还修改了高中国史教科书关于古朝鲜的内容，否认“箕子朝鲜”以达到否认古朝鲜统治阶级来自中国这一事实。
且不说韩国造谣领土、捏造历史有多荒谬，单论“箕子朝鲜”，我们足以看出韩国乱编胡说的野蛮行径。
箕子与微子、比干，在殷商末年齐名，并称“殷末三仁”。《易·明夷》：“箕子之明夷”。明夷指显露出受到损伤的光明，箕子因生逢殷纣，只得明哲保身，到武王时才显露出自己的才能，但因一臣不事二主，他作为纣王叔父不愿再侍奉武王，随后带领五千余人东渡朝鲜半岛，这在后代文献中也有记载。西汉伏生《尚书大传》：“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
司马迁《史记·微子世家》：“箕子者，纣亲戚也……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从这两段记载可验证，箕子东渡朝鲜之后受武王敕封，同时在政治上与周武王朝不为君臣关系，这相当于官方承认箕子建邦，也是武王惜才爱才尊才的表现。这也是“箕子朝鲜”的由来。
商箕子像班固《汉书·地理志》：“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仪、田蚕、织作。”箕子抵达朝鲜半岛后用商朝的礼仪文化、耕织技术教化培养当地居住的黎民百姓，“其民”应当同指箕子带去的五千余人和朝鲜半岛原住民。
高丽肃宗七年（年）在今平壤发现“箕子陵”后，又陆续发现箕子宫、箕田等遗迹，如此箕子政权为真实存在并建都平壤成为官方成说。金富轼《三国史记》，僧一然《三国遗事》，徐命膺《箕子外纪》，李栗谷《箕子实纪》，徐居正等《东国通鉴》，李栗谷《箕子志》，韩百谦《箕田遗制说》，都对“箕子朝鲜”有或简或祥的记载。李昌世《朝鲜儒教渊源》也指出：“箕子既传于武王，又躬行于朝鲜，设八条之教，以教化吾人。”朝鲜的这些记载与前述中国的记载在“箕子朝鲜”方面也是彼此论证、相得益彰的。
从中朝两国历史典籍的记载中，都可见箕子之于朝鲜半岛的关系，杜撰历史对此否定，实在滑稽可笑。
无中生有
金珊湖的《大朝鲜帝国史》，宣称韩民族的祖先在公元前年从帕米尔高原迁移到了半岛，途中催醒了满洲的“红山文明”，哺育了中原的“黄河文明”。韩人在公元前年东渡日本，创造了日本文明，称韩国的文明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如此独特的史观，竟作为参考改编成《国民教育史》并作为韩国陆军军校的教科书，而我们则需要多读书，免受“知识分子”的骗。槽多难口，本文仅对“红山文明”和“黄河文明”作一个唯物史观的探究。
《大朝鲜帝国史》封面唯物史观又称历史唯物主义，它指出：历史的所有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物资的丰富程度，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因此我们从可考的文物和文献记载处着眼。
金珊湖有关“红山文明”和“黄河文明”的主张显然建立于对两地的粗浅认知、对本民族的妄自尊大。事实确凿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像满天星斗分布于神州大地，其中有四大区域说[2]，“红山文明”实际上是“红山文化”，属于北方和东北文化区，距今年左右，出土了著名的“玉猪龙”（《如果国宝会说话》对此有详尽介绍），已有宗教祭祀活动，出现了原始社会的国家的雏形，与黄帝、黄河流域的文明都有密切联系；中原的“黄河文明”，实际上是“仰韶文化”。
年恰好是发现仰韶文化周年，仰韶文化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距今年至年，出土诸多彩陶，又被称为“彩陶文化”，是我国母系氏族文化的代表；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发现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距今年左右，出土出多黑陶，又被称为“黑陶文化”，是我国父系氏族文化的代表。
仰韶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彩陶不同的历史观会造成人们对历史的不同态度，由此产生的著作也会影响普通民众对历史的认知。中国与韩国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历史上的交流与影响不一而足，近现代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中韩两方都应坚持科学的史观、友好的态度、值得推敲的主张来对待文化差异，还原历史真相，从而以史为镜，明德守正。
参考文献
陈玉婷.年后韩国历史剧中国人形象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42.
李花子.明清时期朝鲜地理称谓之长白山与白头山[J].清史研究,:96.
赵凌烟.箕子朝鲜的考古学探索[D].西北大学,:38.
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第四版）[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33.